在安阳师范学院这所大学里，后勤处文印中心印刷厂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部门，十几间破旧的平房在学校的楼群间显得那么低矮。除了去印刷厂校对试卷，老师们平时谁也不会注意印刷厂的存在。学生们解答试卷上的试题以及读着校报时，谁也不会联想到这是印刷厂的工人们印制的。可就是印刷厂的这群学历不高的工人们，在简陋的厂房中，日夜工作，为学校印制了一份份文件、为老师们印制了一本本著作、为学生们印制了一张张试卷，为学校的各项工作提供着方便优质的服务，为学校的快速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在谈起自己在印刷厂30多年的工作经历时，侯兆国深情地说：“印刷厂虽然小，但还是学校的一部分。我做的工作比不上老师们的贡献大，但作为安阳师范学院的一员，站好我的岗位，做好我的工作，是我应该做而且必须做好的事。”
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侯兆国来到刚刚组建的印刷厂上班。当时的印刷厂可以说是一穷二白，两台圆盘印刷机就是全部家当，由于没有技术员，工厂只能完成印表格、稿纸一类最简单的任务。侯兆国和于爱萍、马秀琴等人先是被领导派到当时的安阳地区印刷厂学习，回来后又和同事们一起攻关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，为印刷厂的起步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侯兆国的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赞赏和同事们的认可，1982年，26岁的侯兆国被任命为印刷厂厂长，承担起了印刷厂继续发展的重任。
印刷厂说是一个工厂，其实就是10多个人，而且基本上全是临时工，工资靠厂里解决。为了降低成本，侯兆国这个厂长要顶好几个角色，进原料、抓生产、跑后勤，既做电工又做搬运工，他还是厂里唯一的维修工。印刷厂这么多年来的进的所有设备，不论是国产的，还是进口的，侯兆国都能操作并修理。厂里的工人都说，这些年印刷厂几乎就没有请过外面的维修人员，机器坏了基本上都是侯兆国修的，在这一方面，侯兆国为印刷厂节省了不少钱。
从1982年担任厂长到2009年改任印刷厂正科级协理员，侯兆国在厂长任上整整干了27年。这27年间，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学校在2000年升为本科，校园面积增长了几倍，教职员工也由原来的几十个人增长到现在的1300余人，学生由几百人猛增到现在的24000余人。而印刷厂还在老校区的一个角落里，还是那几间平房，基本上还是原来的10多个老工人，只是设备更新了不少，添置了许多先进的印刷机器。就是靠着这10多个人，印刷厂完成了学校交给的多次大任务，尤其是在2000年学校升格为本科、2007年学校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、2009年校庆等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时候，任务往往又多又紧急，要求还特别高，印刷厂每次都能高质量完成，有力地支持了学校的工作。
能完成历次大的任务和日常服务工作，印刷厂一方面靠不断提升的印刷技术，同时还依靠着一支技术精湛、经验丰富、有着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不怕吃苦的实干精神的职工队伍。
印刷厂虽然小，但印刷技术一直没有落后，从刚开始的印表格、稿纸，到后来印文件、校报、各科试卷，1998年取得重大突破，取得河南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印刷出版许可证，从此，印刷厂就可以印制公开发行的图书了。在2007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印刷包装产品博览会上，印刷厂荣获参展工作优秀奖。当然，印刷技术的一步步提升，离不开侯兆国和工人们的艰苦努力。
建厂之初，因为缺少资金，买不起现成的铅字，只好自己浇铸，工人们就称这是“铅与火的时代”。工具很简陋，程序也并不复杂，就是在院子里支一口大锅，把铅和锡等金属放进去融化，然后将合金溶液倒进模具里。这里边最难把握的是合金溶液的温度和杂质的去除。不同金属的熔点不一样，合金溶液温度高了会丢失合金分子，温度低了合金溶液里的杂质较难去除，铸字的效果就不好了。由于没有测温度的工具，侯兆国只好冒着高温站在大锅边观察溶液在各种温度下的变化。由于溶液里边有杂质，需要人工去除，有时会溅出一些液体，当时没有防护服，人一不注意就会被溅出的高温液体烫伤，而且这种伤口要两三个月才能长好。侯兆国的脖子下面和脚面上都是多次受伤，大家都劝他离大锅远一点，可他说远了就没法看清了，还是坚持在锅边观察。这一站就是半个月，终于掌握最合适的温度，而且经过试验，他还发现萝卜切块放进锅里，除杂质的效果非常好，这让炼制合金溶液的时间大大缩短了。铸字工艺解决了，可在排版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生僻字，这些字模具里都没有，侯兆国就自己制作。这可是一个精细活儿，也让他费了不少心思。没有师傅，也没有经验，他只好自己反复琢磨、反复试验，常常是在工厂熬到半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侯兆国制作模具的技术不断提高，用他制作的模具铸字，和买来的国标字一模一样。
1990年代初，电脑还是个新鲜事物，价格也相对较高。侯兆国了解到电脑对印刷技术提升的重要作用，立即下决心购买了两台，花的钱在小小的印刷厂来说是一笔巨款了。可侯兆国当时就说：“没有先进的技术，工厂就无法生存，再困难我们也要买。”随后，侯兆国又多方筹集资金购买了多台先进的印刷机器。自此，印刷厂告别了“铅与火的时代”，进入到了“光与电的时代”。依靠先进的设备，印刷厂的技术获得迅速提升，在1998年取得了印刷出版许可证。有了这个证书，印刷厂的服务业务和范围也扩大了很多。印刷厂和新华出版社、知识产权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、中州古籍出版社等全国及省内著名出版社签订承印合同，积极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。近年来，师院许多老师的学术著作、编印的教材都是印刷厂承印的，印刷厂在校对和出书成本上为老师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和优惠，老师们亲切的称印刷厂为“师院教授的摇篮”。
侯兆国特别注重技术员的培养。在他的带领和培养下，印刷厂拥有一支稳定能干的技术员队伍。于爱萍的装订技术十分过硬，再难的活儿到她手里就迎刃而解，例如在多层票据的装订上，大的印刷厂还需要用夹子固定，于爱萍不用夹子就能一次装订好。马秀琴在一印多联发票技术上也能超过大厂同行。张海燕虽然只有高中文化水平，经过刻苦学习，她能够熟练操作电脑，精通各种排版软件，不论哪个学科的试卷、学术论文和著作，再复杂的图表，她都能熟练排出版来，不仅效率高、误差也极少。像她们这样的技术骨干在印刷厂要占到多数。闫银香、卢水利等人虽说是管理人员，实际上也是一线工人，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是一把好手。正是有了些技术骨干，印刷厂不论遇到什么样艰巨的任务都能完成。
侯兆国做事情很认真，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好。印刷厂的业务主要是学校的文件、校报、校刊、试卷等，那一项都不能马虎出错。对此，侯兆国要求极严。每次任务下来，侯兆国总是第一个开始干，把活干完，检查没问题后他才放心。尤其是校对、装订等重要环节，他都亲自把关，一遍遍检查，发现问题立即处理。有一次一位工人装订试卷时粗心大意，有几份装订得有点错位，侯兆国发现后，要求全部拆了重新装订，对工人严厉批评并扣发当月奖金。有的人说是不是太严厉了，侯兆国说：“我们印刷厂制作的试卷不是简单的一张纸，而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载体，要是因为试卷印制出差错影响了教学，我们谁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”为了这个责任，侯兆国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印刷厂。他天天在厂里工作，总是很晚才回家，忙的时候就住在厂里。每次出差，不管是什么时候回来，即使是半夜，他也要先到厂里看看再回家。在侯兆国当厂长期间，由于他的严格要求，印刷厂在将近30年的工作中，不论是印刷一份文件，还是每次期末考试十多万份的试卷，没有出过一次事故。
印刷厂的职工都特别能吃苦耐劳，不论是什么任务，都能一股劲地完成，这一方面是印刷厂工作性质所致，也是受了侯兆国的影响。当年侯兆国去安阳地区印刷厂学习的时候，就是凭着一股韧劲儿才学得了真本事。那时说是去学习，其实基本上是给人家当学徒工。每天都要做很多杂活，师傅很少讲，也很少让上机操作。侯兆国和同事们就围着师傅跑前跑后，仔细看师傅操作，不懂的地方就认真琢磨，下班后在一起交流讨论。为节约时间，他们中午就不回家，在地区印刷厂食堂吃过午饭后坐到车间门口，一边交流学习心得，一边等着上班。就是靠着这股韧劲儿，他们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，基本上掌握了排版、装订、裁切等技术。当了厂长后，侯兆国的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影响了全厂每位工人。每到学期末，是印刷厂最繁忙的时候，十多万份试卷要在几天内排版、校对、印刷、装订、分送，还不能出一点差错。一到这个时侯，印刷厂就是昼夜连轴转，白天机器轰鸣，晚上灯火通明，工人有时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。但工人们从来没有人喊累的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最累的是侯厂长。侯兆国有几个典故被印刷厂和后勤处职工所津津乐道。有一次晚上住到厂里，洗过脚后，端着盆去倒水，迷迷糊糊就撞到了树上。还有一次是在家和面，家里人等半天不见动静，到厨房一看，原来侯兆国一只手在面团里，一只手撑在案板上，站在那里睡着了。有时晚上三四点下班回家，侯兆国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睡着了，腿还在走，人已经没反应了，除非你大声喊他或拍打他才能把他叫醒。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，侯兆国的眼睛渐渐出了问题，先是有了飞蚊症，后来视力逐渐下降。因为忙于工作，侯兆国一直没去医院治疗。直到有一天晚上加班到12点多，侯兆国去街上给职工买点夜宵，在等摊主做东西的时候，他的一只眼睛开始出血，侯兆国找了块儿毛巾捂住那只眼，他坚持把饭送到厂里才去医院。医生给他检查过就连说可惜，要是早来半个小时，情况要会好得多。虽然经过精心治疗，侯兆国那只眼受损的视力依然很难恢复。
印刷厂的工人主要是临时工，可又不能称作“临时”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，工龄最长的是20多年，十几年工龄的也不在少数。工人们愿意在印刷厂干，是因为侯厂长从不亏待他们，工资、加班费从不拖欠，更重要的是因为印刷厂里浓浓的亲情。侯兆国对每个工人家里的情况都十分了解，谁家有红白事，谁家有病人，谁家生活困难，甚至每位工人的生日，侯兆国都记在脑子里，到该帮忙的时候，平时连一件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的他从来不吝啬。哪个工人犯了错误，侯兆国批评的时候从不留情，但他批评得再厉害，也没有轻易解聘过一个工人，因为侯兆国知道一个临时工养家糊口的困难。工人们早已把印刷厂当作了自己的家，虽然称侯兆国为厂长，其实心里一直把他当做自己忠厚的大哥。有一次，侯兆国早上到厂里上班，刚开屋门，还没等进去，就听房顶咔嚓响了一声，半个房顶就掉下来了，惊出侯兆国一身冷汗。可是为了赶任务，厂里不得不在没塌下的那半拉屋顶下工作，但是工人们说啥也不让侯兆国再进那个屋了，说怕他出危险。最后工人们还是没拗过侯兆国，但总是让他最后一个进屋子，第一个出去。正是在这种亲密无间的家的氛围里，侯兆国与工人们和谐相处，印刷厂里也从来没有闹过矛盾。
在安阳师范学院后勤处文印中心印刷厂的车间里，有一台红星牌装订机，虽说不起眼，却是印刷厂的元老和宝贝。它是印刷厂1974年建厂时购买的，至今已经使用30多年了，虽然部件有些磨损，可依然好用。这台装订机就是侯兆国一直使用、维护着，经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机器还是老样子，侯兆国已是两鬓斑白了。在印刷厂这个方寸之地，侯兆国一干就是36年，期间他也有机会到其他部门，也曾经有大的印刷厂给他下过聘书，侯兆国都没有动摇。侯兆国说：“这一辈子能把印刷厂这件工作做好，我就很知足了。”许多人期盼着有一个梦幻般的多彩人生，憧憬着生活的激情与浪漫，但谁又能说，在平房中坚守30多年，在黑铅字与白纸间行走的侯兆国的人生是简单的黑白两色呢？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省委书记卢展工在同河南进京务工人员座谈时，指出他们身上体现了“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、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、平常之中的极强烈的责任感”。学习弘扬“三平”精神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和我们崇高的信念，李光国、黄国丽、魏春霞等“三平精神”代表人物也已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，其实就在我们身边，像侯兆国这样勤勤恳恳、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不也是“三平精神”的实践者吗？
